劉禹錫，唐代文學家、哲學家，與柳宗元并稱“劉柳”，與韋應物、白居易合稱“三杰”，與白居易合稱“劉白”，后世謂之“詩豪”。其最為我們熟知的作品應是傳世名篇——《陋室銘》，著有哲學著作《天論》三篇，具有唯物主義思想成分在內，但同時也體現了作者認識上的局限性。劉禹錫的作品，詩詞賦、論說文俱全，因其作品的廣泛性，更因其詩文中強烈的入世精神，倍受后世推崇。
劉禹錫當日與原太子侍讀王叔文相善，其才華志向尤受器重，遂被任為屯田員外郎、判度支鹽鐵案，參與對國家財政的管理，和柳宗元一道成為唐順宗時期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。但由于革新集團在短短的執政期間的改革措施觸犯了藩鎮、宦官和大官僚們的利益，很快宣告失敗。王叔文賜死，劉禹錫與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貶為遠州刺史，隨即加貶為遠州司馬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“八司馬事件”。行至江陵，再貶連州（今廣東連州市）刺史。同時貶為遠州司馬的共八人，史稱“八司馬”。
縱觀劉禹錫的一生，無論短篇或長章，清新簡潔明快與雄健渾厚剛毅兼備，山水詩的空靈“水底遠山云似雪，橋邊平岸草如煙”雋永而入畫；七言絕句 “千淘萬漉雖辛苦，吹盡狂沙始到金” 的哲理，沒有艱苦卓絕的付出，不能得到充盈內心的收獲；詠懷詩的達觀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勝春朝”,對秋天和秋色的感受與眾不同，一反文人悲秋的傳統，唱出了昂揚的勵志高歌；“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”更是表現了詩人對人生升沉、世事變遷的豁達襟懷，讀來令人心胸為之開闊，精神為之灑脫；“種桃道士歸何處?前度劉郎今又來”，對政敵的蔑視、毫不言退的斗爭精神躍然紙上，他不怕打擊、堅持斗爭的堅強意志至今令人敬佩。
縱觀劉禹錫的一生，除了短暫革新時期的意氣風發外，更多的應該是屢遭讒言迫害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劉的作品中反倒處處流露出一種豁達、向上、不屈的精神氣質，如同一個斗士，手中之筆即是其武器，我想這也許是劉詩千百年來的魅力之所在。他一反中國文人悲嘆個人得失的小情懷，從不絕望，永在戰斗，如詩人本人所言“我本山東人，平生多感慨”，尤其是其《楊柳枝詞九首》，多遍誦讀，便可體會其中另一層況味：傲視憂患、獨立不移、迎接苦難、超越苦難，更有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直面未來的樂觀精神，閃耀著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。
人的一生是漫長的，而憂患與困苦是生命的伴侶，唯其有了憂患與困苦，生命的能量才有可能被激發，生命的華章才有可能綻放光彩，假若劉禹錫只是一個人生順遂的官僚，那他有可能只是一個平庸的官吏；正因為他所經歷的，成就了他一代“詩豪”的盛名，從這一點上更是佐證了“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”，從而也讓我們更深切的體會到“艱難困苦，玉汝于成”的深意。（肖曉愛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