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官箴文化中的反腐倡廉思想
在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中，“官”是指為政者，“箴”是指規(guī)勸、告誡與警示。“官”“箴”二者合用，有兩重含義：一是要求當政者在運用權(quán)力時，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，實行自我克制與自我節(jié)持，把握合適的度；二是在當政者出現(xiàn)弊端與失誤，只靠自律難以自我糾正時，通過外部力量對權(quán)力運行加以制約。由此可見，官箴文化的核心是采取內(nèi)外結(jié)合的方式約束權(quán)力，防止權(quán)力濫用。
古代官箴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蘊，由為政之道、為政之德與為政之術(shù)三部分組成。這種防范優(yōu)先的道德自律與有效的制度約束相結(jié)合的防治模式，有助于澄清吏治，防范與減少貪腐行為和瀆職犯罪。
為政之道
古代官箴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蘊，由為政之道、為政之德與為政之術(shù)三部分組成。這種防范優(yōu)先的道德自律與有效的制度約束相結(jié)合的防治模式，有助于澄清吏治，防范與減少貪腐行為和瀆職犯罪。
為政之道
為政之道是官箴文化的指導思想與基本準則，大致包括以下幾項內(nèi)容：
以“公”御私。“公”是為政之道的重要構(gòu)成，指的是為國以“公”、為政以“公”。 以“公”御私方能秉公處理政務(wù)，這是為政者必須具備的思想原則。《禮記·禮運》中說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”，即把“為公”視為“大道”的內(nèi)容與指導原則，強調(diào)其對為政的重要作用。此外，戰(zhàn)國后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也指出：“明主之道，必明于公私之分，明法制，去私恩。”他又說：“人臣有私心，有公義。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，居官無私，人臣之公義也。污行從欲，安身利家，人臣之私心也。”為此，“公私不可不明，法禁不可不審”。即，“為公”是建設(shè)清明吏治的關(guān)鍵與首要原則，惟有遵行“為公”的道義與原則，才能實現(xiàn)“富國強兵”的政治目標。
以“忠”御奸。“忠”強調(diào)的是盡忠于國家，盡忠于民族，絕不變節(jié)。它與“奸”勢不兩立，是御奸的重要思想武器。若君王順乎民心，代表國家，忠君就體現(xiàn)為忠于國家。反之，昏君殘民誤國，就應起而率民反抗，絕不能“愚忠”。孟子曾對齊宣王解釋“湯放桀，武王伐紂”的天然合理性。在他看來，忠于國家與民族是絕對的，忠君則是相對的。倘若獨夫民賊執(zhí)掌國柄，敗壞國政，摧殘民眾，對他的放逐與征伐是救民于水火，是忠于國家與民族的具體表現(xiàn)。
以“信”御詐。“信”指誠信，主政惟有誠信，方能有效地抵御狡詐。如武則天《臣軌》所說：“誠為無虛操，信為不愆期，言能忠誠信實者，則人皆愛矣。”把誠信作為當政者的重要品格，惟有講誠信方能贏得天下人的擁戴。儒家強調(diào)為政誠信的極端重要性，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”，為政誠信者，“為上易事，為下易知”。呂不韋主持編纂的《呂氏春秋》也指出：“信之為功大矣。”注云：“故君臣不信，則國政不安，有傾危也；父子不信，則家道不睦，失慈孝也；兄弟不信，則其情不親，無恭友也；朋友不信，則其交易絕，不能久矣。”誠信是關(guān)乎國家安危、家庭和睦、朋友交往的重要準則，不可或缺。
以“和”御離。“和”指的是合和、和睦，與離相對。孔子有言：“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(jié)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 孔子把“和”視為推行禮義道德的最高目標，凡事都應以“和”為標準，“和”成為治世的準則，也是當權(quán)者追求的理想境界。但要實現(xiàn)“和”必須以禮義道德相約束，否則，只追求形式上的“和諧”，做表面文章，是不能達到“和”的真實境界的。
為政之德
以“公”御私。“公”是為政之道的重要構(gòu)成，指的是為國以“公”、為政以“公”。 以“公”御私方能秉公處理政務(wù)，這是為政者必須具備的思想原則。《禮記·禮運》中說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”，即把“為公”視為“大道”的內(nèi)容與指導原則，強調(diào)其對為政的重要作用。此外，戰(zhàn)國后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也指出：“明主之道，必明于公私之分，明法制，去私恩。”他又說：“人臣有私心，有公義。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，居官無私，人臣之公義也。污行從欲，安身利家，人臣之私心也。”為此，“公私不可不明，法禁不可不審”。即，“為公”是建設(shè)清明吏治的關(guān)鍵與首要原則，惟有遵行“為公”的道義與原則，才能實現(xiàn)“富國強兵”的政治目標。
以“忠”御奸。“忠”強調(diào)的是盡忠于國家，盡忠于民族，絕不變節(jié)。它與“奸”勢不兩立，是御奸的重要思想武器。若君王順乎民心，代表國家，忠君就體現(xiàn)為忠于國家。反之，昏君殘民誤國，就應起而率民反抗，絕不能“愚忠”。孟子曾對齊宣王解釋“湯放桀，武王伐紂”的天然合理性。在他看來，忠于國家與民族是絕對的，忠君則是相對的。倘若獨夫民賊執(zhí)掌國柄，敗壞國政，摧殘民眾，對他的放逐與征伐是救民于水火，是忠于國家與民族的具體表現(xiàn)。
以“信”御詐。“信”指誠信，主政惟有誠信，方能有效地抵御狡詐。如武則天《臣軌》所說：“誠為無虛操，信為不愆期，言能忠誠信實者，則人皆愛矣。”把誠信作為當政者的重要品格，惟有講誠信方能贏得天下人的擁戴。儒家強調(diào)為政誠信的極端重要性，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”，為政誠信者，“為上易事，為下易知”。呂不韋主持編纂的《呂氏春秋》也指出：“信之為功大矣。”注云：“故君臣不信，則國政不安，有傾危也；父子不信，則家道不睦，失慈孝也；兄弟不信，則其情不親，無恭友也；朋友不信，則其交易絕，不能久矣。”誠信是關(guān)乎國家安危、家庭和睦、朋友交往的重要準則，不可或缺。
以“和”御離。“和”指的是合和、和睦，與離相對。孔子有言：“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(jié)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 孔子把“和”視為推行禮義道德的最高目標，凡事都應以“和”為標準，“和”成為治世的準則，也是當權(quán)者追求的理想境界。但要實現(xiàn)“和”必須以禮義道德相約束，否則，只追求形式上的“和諧”，做表面文章，是不能達到“和”的真實境界的。
為政之德
以“清”御貪。“清”指清廉，是為政者必備的官德，也是防御貪腐發(fā)生的重要思想武器。武則天在《臣軌》中說：“清靜無為，則天與之時；恭廉守節(jié)，則地與之財”；“君子雖富貴，不以養(yǎng)傷身；雖貧賤，不以利毀廉”；“理官莫如平，臨財莫如廉。廉平之德，吏之寶也。”所以為政者必須懂得：“非其路而行之，雖勞不至；非其有而求之，雖強不得，越分故也；知者不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，知其不可故也”；惟其如此，“君子行廉以全其真，守清以保其身，富財不如義多，高位不如德尊”。武則天全面闡釋了清廉之德于國于吏的重要意義，這不僅是她對以往官德建設(shè)的高度概括與總結(jié)，也是對貞觀之治經(jīng)驗的升華。
以“慎”御懈。“慎”指審慎或慎重，與懈相對。孔子對為政以“慎”具有獨到見解，他說，為政慎者“終日言不遺己之憂；終日行不遺己之患”。 曾子作為孔子的門徒，非常重視“慎”在為政中的作用。他認為，“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”，并主張貫徹“慎”的思想原則，每日三省，追問自己的行為是否盡責，是否慎重。這種審慎精神為后人所效仿，成為后世修煉思想品德的楷模。武則天在此基礎(chǔ)上又有進一步發(fā)揮，她說，“夫口者，關(guān)也；舌者，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能追也”；而“言出于己，不可止于人；行發(fā)于邇，不可止于遠；雖欲復止，其可得乎，故君子慎之也”。她指出為政荒嬉、言行不慎的危害：“憂患生于所忽，禍害興于細微”；“故言易泄者，召禍之媒；事不慎者，取敗之道也”。她認為為政當謹慎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實現(xiàn)“明者視于無形，聰者聽于無聲，謀者謀于未起”，“非所言勿言，以避其患；非所為勿為，以避其危”。反之，“為所非為，必致傾危”。
以“勤”御怠。“勤”指勤勉不懈的為政精神與道德操守。“勤”的應用，早在西周時期已有記載，周成王發(fā)布《蔡仲之命》時曾說，“克勤無怠，以垂憲乃后”。又如《尚書·周書·呂刑》所載：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穆穆在上，明明在下，灼于四方，罔不惟德之勤。”把勤政精神作為推行德政的思想動力，不僅拓展了“勤”的意境，也擴大了其應用范圍。南宋胡太初在《晝簾緒論》中又有進一步發(fā)展，他說：“勤政之要，莫若清心，心既清則雞鳴聽政，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。家務(wù)盡摒，所謂公而忘私也。”惟有如此，才能“今日有某事當決，某牒當報，財賦某色當辦，禁系其人當釋，時時察之，汲汲行之”。反之，“銜杯嗜酒，吹竹彈絲，宦游之樂，遂至獄訟經(jīng)年不決，是非易位而知詞訟愈多。事機愈伙，不免司敗之見詰”。即是說清心寡欲，才能勤于政務(wù)，公而忘私才能勤政不怠。懈怠政務(wù)必將貽誤國事，受到懲治。
對于堅守為政之德，踐行“清”、“慎”、“勤”三字精神，南宋呂本中在《官箴》一書中做過精辟分析：“當官之法，惟有三事：曰清；曰慎；曰勤。知此三事者，可以保祿位，可以遠恥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”他認為：“此天下之要言，當官處事之大法，用力簡而見功多”，但此三者，又是極難做到的。因為“世之仕者，臨財當事不能自克，常自以為不會敗，持不必敗之意，則無所不為矣”。所以應當“設(shè)心處事，戒之在初，不可不察”。呂本中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，使為政之德的三字箴言得以廣泛流傳。
為政之術(shù)
以“慎”御懈。“慎”指審慎或慎重，與懈相對。孔子對為政以“慎”具有獨到見解，他說，為政慎者“終日言不遺己之憂；終日行不遺己之患”。 曾子作為孔子的門徒，非常重視“慎”在為政中的作用。他認為，“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”，并主張貫徹“慎”的思想原則，每日三省，追問自己的行為是否盡責，是否慎重。這種審慎精神為后人所效仿，成為后世修煉思想品德的楷模。武則天在此基礎(chǔ)上又有進一步發(fā)揮，她說，“夫口者，關(guān)也；舌者，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能追也”；而“言出于己，不可止于人；行發(fā)于邇，不可止于遠；雖欲復止，其可得乎，故君子慎之也”。她指出為政荒嬉、言行不慎的危害：“憂患生于所忽，禍害興于細微”；“故言易泄者，召禍之媒；事不慎者，取敗之道也”。她認為為政當謹慎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實現(xiàn)“明者視于無形，聰者聽于無聲，謀者謀于未起”，“非所言勿言，以避其患；非所為勿為，以避其危”。反之，“為所非為，必致傾危”。
以“勤”御怠。“勤”指勤勉不懈的為政精神與道德操守。“勤”的應用，早在西周時期已有記載，周成王發(fā)布《蔡仲之命》時曾說，“克勤無怠，以垂憲乃后”。又如《尚書·周書·呂刑》所載：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穆穆在上，明明在下，灼于四方，罔不惟德之勤。”把勤政精神作為推行德政的思想動力，不僅拓展了“勤”的意境，也擴大了其應用范圍。南宋胡太初在《晝簾緒論》中又有進一步發(fā)展，他說：“勤政之要，莫若清心，心既清則雞鳴聽政，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。家務(wù)盡摒，所謂公而忘私也。”惟有如此，才能“今日有某事當決，某牒當報，財賦某色當辦，禁系其人當釋，時時察之，汲汲行之”。反之，“銜杯嗜酒，吹竹彈絲，宦游之樂，遂至獄訟經(jīng)年不決，是非易位而知詞訟愈多。事機愈伙，不免司敗之見詰”。即是說清心寡欲，才能勤于政務(wù)，公而忘私才能勤政不怠。懈怠政務(wù)必將貽誤國事，受到懲治。
對于堅守為政之德，踐行“清”、“慎”、“勤”三字精神，南宋呂本中在《官箴》一書中做過精辟分析：“當官之法，惟有三事：曰清；曰慎；曰勤。知此三事者，可以保祿位，可以遠恥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”他認為：“此天下之要言，當官處事之大法，用力簡而見功多”，但此三者，又是極難做到的。因為“世之仕者，臨財當事不能自克，常自以為不會敗，持不必敗之意，則無所不為矣”。所以應當“設(shè)心處事，戒之在初，不可不察”。呂本中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，使為政之德的三字箴言得以廣泛流傳。
為政之術(shù)
為政之術(shù)指的是為政的技巧和藝術(shù)，它是古代為政經(jīng)驗的高度概括。
“剛?cè)嵯酀?rdquo;。古人對為政剛?cè)嵯酀乃囆g(shù)多有闡釋，而以清代名幕汪輝祖的講述最為精彩：“剛則易折，柔則易暗，應剛?cè)嵯酀?rdquo;為政過于剛強易受挫折，過于柔弱則被人埋沒，而剛?cè)嵯酀拍苓_成治理的目標。他認為當政不僅應有為政之道、為政之德，還應具備為政之術(shù)。因為為政之術(shù)是保障上述二者貫徹執(zhí)行的重要思路與方法，不可或缺。
“方圓相協(xié)”。汪輝祖在總結(jié)以往經(jīng)驗的基礎(chǔ)上，又提出“方圓相協(xié)”的為政之術(shù)：“方則顯愚，圓則嫌猾，須方則方，須圓則圓，為有方有圓。方圓乃立身之本。” 在堅持原則性（方）的同時，也要具備一定的靈活性（圓），使為政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統(tǒng)一起來，才能有效地達成施政目標。
“文武并用”。這指的是文武二手的結(jié)合使用，也是為政之術(shù)的重要構(gòu)成。其最早出現(xiàn)在《尚書·虞書·大禹謨》舜頌堯德時所說：“帝德廣運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為天下君。”孔穎達注云：“廣謂所附者大，運謂所及者遠；圣無所不通，神妙無方，文經(jīng)天地，武定禍害。”這是對堯文武并用治國藝術(shù)的充分肯定。而這種為政之術(shù)深刻影響后世，將教化與法律約束相結(jié)合，形成了后世治世的傳統(tǒng)。西周出現(xiàn)的“明德慎罰”，唐朝的“德
“剛?cè)嵯酀?rdquo;。古人對為政剛?cè)嵯酀乃囆g(shù)多有闡釋，而以清代名幕汪輝祖的講述最為精彩：“剛則易折，柔則易暗，應剛?cè)嵯酀?rdquo;為政過于剛強易受挫折，過于柔弱則被人埋沒，而剛?cè)嵯酀拍苓_成治理的目標。他認為當政不僅應有為政之道、為政之德，還應具備為政之術(shù)。因為為政之術(shù)是保障上述二者貫徹執(zhí)行的重要思路與方法，不可或缺。
“方圓相協(xié)”。汪輝祖在總結(jié)以往經(jīng)驗的基礎(chǔ)上，又提出“方圓相協(xié)”的為政之術(shù)：“方則顯愚，圓則嫌猾，須方則方，須圓則圓，為有方有圓。方圓乃立身之本。” 在堅持原則性（方）的同時，也要具備一定的靈活性（圓），使為政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統(tǒng)一起來，才能有效地達成施政目標。
“文武并用”。這指的是文武二手的結(jié)合使用，也是為政之術(shù)的重要構(gòu)成。其最早出現(xiàn)在《尚書·虞書·大禹謨》舜頌堯德時所說：“帝德廣運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為天下君。”孔穎達注云：“廣謂所附者大，運謂所及者遠；圣無所不通，神妙無方，文經(jīng)天地，武定禍害。”這是對堯文武并用治國藝術(shù)的充分肯定。而這種為政之術(shù)深刻影響后世，將教化與法律約束相結(jié)合，形成了后世治世的傳統(tǒng)。西周出現(xiàn)的“明德慎罰”，唐朝的“德
